纪念遗体捐献者（资料图片）。 钟桂林 摄
3月5日，是中国人心中一个特殊的符号，奉献是它的核心内涵。
今年3月5日，我们来关注一群特殊的志愿者。他们用生命写下承诺，将躯体献给后人。
2007年12月26日，在杭州一家写字楼的简陋办公室里，全省首个遗体捐献的民间组织——杭州市遗体捐献俱乐部挂牌成立。这一组织的负责人，是一位与癌症顽强斗争了30多年的75岁老人，会员的平均年龄也在70岁上下。
在遗体捐献尚不被公众广泛认同的今天，这群老人不但改变了自己的“归宿”，也用实际行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。
遗体捐献志愿者找到“归宿”
见到吴志夫老人，是在俱乐部新的办公地点。老人个子瘦高，精神矍铄，脖颈上隐约可见几道刀疤，那是5次癌症大手术留下的印迹。
“健身锻炼是我战胜癌症的法宝。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和俱乐部的成员分享。”吴老说，“成立遗体捐献俱乐部，并不是为了让大家早点‘走’、早点捐献出遗体。恰恰相反，我是希望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，让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健康、快乐地活着，积极面对人生。”
早在18年前，吴老就在相关单位登记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者。后来，他听到其他志愿者有这样的抱怨：登记表是填了，可几年下来一直没人理会，一腔热情就慢慢冷却了。
“其实接收单位也有难处。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生死的话题还比较敏感，他们不可能经常来询问志愿者的状况，否则很容易引起误会。”
正是发现了这个问题，“抗癌明星”吴老便萌生了建立一个遗体捐献俱乐部的想法。“希望能在遗体捐献志愿者和接收单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通过组织各种文体活动、提供免费健康体检等，让志愿者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。”
在吴老和会员们的积极努力下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俱乐部成员已经由成立之初的52人发展到了现在的120多人。
说服家人是最难跨过的一道坎
采访当天，有一位81岁的老人专程从舟山赶来。老人名叫黄家良，是离休干部。
将近下午一点，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们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才到了这里。
老人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只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《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》，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。
老人说，几年前他就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，但是遭到了家里人的集体反对，于是他就自己四处打听。两年前，老人终于从宁波的一家医院了解到，浙江大学医学院可以接受遗体捐献，他就去信要了一张登记表。
去年过80岁生日时，老人拿出登记表希望子女签字。
“当时我觉得爸爸简直是疯了。我们找各种理由劝他，可他却反过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，做了整整一年。”老人的儿子说，“想想他这么大年纪了，只要他开心就好，我们也只好签字了。他又说要亲自把表格交到杭州，就是不同意邮寄，我只好请假陪他过来。”
“像这样的儿子真是难能可贵啊！”吴老说，捐献遗体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亲属。当年吴老也费了很长时间来做说服亲人的工作。
吴老还举了个例子：临平有位姓李的医生，一直有捐献遗体的想法，前不久和妻子商量后，双双填写了登记表。一开始，两个儿子当着父亲的面都签了字，但一个星期后，大儿子来要走了登记表，剪掉了自己的签名。直到现在，这位李医生也没能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。
“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，很多子女觉得同意父母捐献遗体会被认为是不孝。这就像当年土葬到火葬的改革一样，需要一个被社会逐步接受的过程。”
现有的捐献量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的需要
在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单里，有一位年仅29岁的“小会员”。他叫罗高飞，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。因为专业背景的关系，他对遗体捐献有着更深刻的认识。
“人体解剖是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。我读书的时候因为尸源缺乏，学校的遗体数量只能保证7年制的学生做一次完整的人体解剖。有的学校医学专业的学生，甚至直到毕业都没有解剖过真正的尸体。”罗高飞说。
浙江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任国良的介绍，印证了他的说法——在他们实验室，20多年来已有900多人前来登记并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，但真正实现捐献的，只占到了很小的比例。
与遗体捐献执行率较低相对应的，是现代医学对遗体捐献需求的日益增长。任国良告诉记者：“按照规定，医科大学的学生每4个人就应该有一具尸体供解剖，但现在每8个甚至12个学生都没有一具尸体可以解剖。”
“教学上不去，医学自然发展缓慢。”吴志夫老人说，“认识上的误区，是目前遗体捐献缺乏的一大原因。遗体是一项宝贵的医学资源，就这么火化了其实很可惜。如果能用于医学研究，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。”
“捐躯”尚须法律、政策保驾护航
63岁的吴爱莲（化名）患有哮喘几十年了。20年前在一家医院就诊时，她听医生说起，国外很多人都会在去世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相关组织，用于医学研究。于是她就跟医生说：“要不我以后就把遗体给你们医院吧，让医生研究研究我的哮喘。”医生便建议她去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（现浙大医学院）问问。
“当时传达室的人让我留了名字和地址，就再也没有了消息。这事情搁在我心里整整20年了。现在听说有这么个俱乐部，我马上来报了名。可惜子女这关还是没过。”吴爱莲告诉记者，孩子们听说妈妈有这个想法后就多方打听，得知目前国内遗体捐献方面的法规还不完善，便有了很多顾虑。“孩子们说，起码要等省里出一个相关条例，他们才同意签字。”
法律界人士指出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遗体捐献是一种赠与行为，捐献者的继承人应当遵照被继承人的遗愿履行捐献协议。但协议捐赠的是特殊物，且协议须等捐赠一方主体消失后（即死亡后），由第三方履行，所以不能认为遗体捐赠协议具有公益性或已经公证过就具有强制力。这也是造成遗体捐献执行率低的一个客观因素。
近几年来，为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立法的呼声不断。2001年3月1日，《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》出台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，但目前尚无全国性的相关法规。
在我省，有关遗体捐献的立法工作也在进行中。2003年1月1日，《宁波市遗体捐献条例》正式施行，这是我省首个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。2005年9月20日，宁波市又出台了《宁波市遗体捐献登记接受机构工作规范》。2007年１月31日，陈立荣等11位省人大代表向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议案，提出制定《浙江省遗体捐献条例》，目前相关立法调研尚在进行中。
“遗体捐献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，是捐献者最后的奉献，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。”吴志夫老人说，“我很希望政府能对这项事业给予更多的重视，比方说像义务献血一样，给遗体捐献志愿者提供一些凭证，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在看病就医上享受一些便利，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。”
据了解，作为遗体接收单位，目前浙大医学院也推出了一些人性化的措施，如当场给登记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、正式接收时给家属颁发荣誉证书等。一般情况下，经过两年的遗体解剖实验后，遗体将统一举行火化，并举行骨灰撒江河仪式，以表示对捐献者的尊重。
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，正在定点为遗体捐献者设立纪念碑林，以告慰遗体捐献者本人并安慰捐献者家属。上海市红十字会还开通了遗体捐献纪念网站，把捐献实现者的音容笑貌永久地留在了网站上。
记者手记：
一个每月仅有1500元退休工资的古稀老人，搞起这样一个志愿组织，要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记者看到，吴老桌上的志愿者登记表都是已经用过一面的纸张；每一个旧信封的背面，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。他尽可能地节约每一分钱，却坚持不让会员出一分钱会费。
吴老说，他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在俱乐部里每一位80岁以上的老人生日那天，给他们送去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。现在，他还不知道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。
在杭州一家企业的帮助下，现在遗体捐献俱乐部有了两个新的办公地点：朝晖路209号中山花园9楼E座，电话56853972，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1点30分有人上班；天目山路46号宁波大厦803室，电话56316585，传真56316578，星期二、星期四、星期六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1点30分有人上班。
吴老说，每一个志愿者最初萌生的捐献意愿，都是一粒可贵的爱的种子，需要珍爱并呵护。他要让他们在打来电话的第一时间，听到最温暖的声音。
